邓伟华：加强党的建设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四）社会救助的行政程序和救济途径德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实体法上的详细规定，而且还有行政程序和司法救济的切实保障。
理由不外两点:一任法不任人，二从多数不从少数。所谓直接行动，包括手枪、炸弹、示威、罢市、罢工、乃至于暴动等手段而言。
肃清：国会议员对时局应取的态度，载《孤军》第1卷第10期，1923年6月。数千年来的一治一乱，民国以来的纷扰，都是这种伟人政治的结果。胡适曾以1923年为界将中国现代思想分为两段:前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是集团主义时期，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饶传平，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生。此一时期《孤军》所发表的文章，执着于民国法统问题的讨论，认为即使在南北法统分裂的情况下，我们法律的路，现在还未走穷，我们还要向这一条路走，(14)孤军声称这几年来的战争，虽说是兄弟阋墙，毫无意义，究竟大家都争一个法的题目，民国11年来的历史，还是这一点差强人意。
结语当今中国的革命大潮已然消退。该文认为北方和南方的总统俱不合法。( 二) 宪法实施能否进入司法适用从宪法文本自身的规定分析，宪法实施能否进入司法适用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命题。
总之，法律实施即意味着宪法实施。而制宪者的信仰是人民保留权利以对抗联邦政府。因为许多新兴国家往往都颁布一个宪法，但宪法往往得不到实施，成为一纸空文，这样的国家有宪法却无宪政，而宪政是宪法的实施［8］。公民的基本权利之所以是基本的，在于这些权利是公民作为人应该享有的道德权利，是人所固有的资格权利，仅仅基于一个人的资格所具有的权利，不是国家或政府赋予的，也不是宪法自身创设的，而是以宪法的名义加以确认的。
分权制衡强调各权力机关的独立性以及相互间的制约与对抗，而民主集中制则强调人大的最终性与各权力机关相互配合与合作。法律得到实施，便意味着通过法律得到具体化的宪法实质上也得到了实施。
如果宪法没有权威，又何谈法律之权威呢？ 在此意义上，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之命题才能成立。宪法中国家机构的规范是中国国家机构设立的依据与职权来源。而由有权提出建议的主体启动又往往缺乏具体的回应，从而影响其他类似建议的提出。因为基本权利规范的实施是宪法实施的本质与目的所在，只有它得到实施才能真正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
宪法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或政府的抽象行为，《物权法》规范的对象则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然而，在中国，宪法实施到底是实施什么，还是一个需要在学理上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下面，笔者拟就该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宪法实施中的最终问题将会归结于对宪法价值的认同问题。宪法序言的表述表达了两种意义： 一种是宪法实施的主体，另一种是保证宪法实施的义务主体。
这里的每个人包括一切人，尤其包括失业者、无家可归者、乞丐、犯罪嫌疑人及罪犯、基本权利受侵害者，在中国，还应包括下岗者、信访者、拆迁征收征用土地房屋中的受害者、被劳教者、农民工及其子女等。当宪法被指责为闲法状态时，有人就会辩驳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都处于实施之中。
譬如财政部于 2012 年 3 月 17 日制定的《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构成了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这样的诉讼难以通过行政诉讼予以实施救济，因为法院行政诉讼法庭没有受理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职权，需要专门的宪法诉讼法庭才能胜任。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张友渔就指出： 宪法只能规定原则，规定最基本的问题，条文比较抽象一些，不能很具体，要贯彻实施宪法还必须通过宪法制定的法律［1］183。
所以，宪法价值的共识认同是后三十年宪法实施急需解决的问题。制宪者所选择的政府权力结构实际上确立了个人权利可以采取任何措施以对抗国家政府，而新宪政政府却缺乏权力阻止人民的行动。最典型的例子来自第33 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还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假如一个宪法文件中写着人权规范，但一直无法启动实施的程序机制，那这种人权规范又有何价值与意义呢？ 所以，宪法实施关键在于人权规范的实施。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看待 1982 年宪法的实施，应当说已经实施得很好了，因为国家机构按照宪法规定得到了充分运行。凡只表达法律含义的，一般都没有与宪法并列，纯粹在法律的狭义上使用
社会保障内容丰富，但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单行法律，其他主要是一些国务院或者劳动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3.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完善相关立法，明确社会公益组织和团体的法律地位，使其不完全依赖于政府，不仅做政府的助手，而是发挥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独立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产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体制的转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但是宪法权利不等于基本权利，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区别，比如宪法权利和基本权利的参照坐标不同，内容属性以及对国家的要求也不同。三、 社会保障权的立法保护（一）社会保障权立法理念的转变《宪法》第四十五条虽然规定了社会保障权的两个主体即国家和社会，但长期以来，国家和社会其实是一回事，比如一些社会团体，名为社会团体，实际上跟政府扮演的角色很相似，内部的组织机构和领导班子跟政府没有实质区别。
但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似乎正在脱离公众的视线，社会救助也发展缓慢，孙志刚事件折射出来的立法进步也只是昙花一现。社会保障权既是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更是宪法权利、基本权利。仅仅认为社会保障权是宪法权利还不够，原因有二：其一，宪法权利是文本性和实定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保障权的内涵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保障内容和保障层次有可能发生变化。我国《宪法》也在第四十五条规定了物质帮助权的内容，虽未明确规定社会保障权，但二者在内涵上是基本一致的。
从以上定义不难看出，社会保障权不仅是公民作为社会成员在特殊情况下所享有的社会权利，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保障社会秩序、推进社会文明、实现社会和谐的题中之义，而且其通过物质帮助、收入补助、补贴等形式也体现了经济权利的属性。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保险法》，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逐步走向完善。
国家不仅要按照宪法的要求积极提供而且要逐步扩大保障范围和层次，不能仅仅停留在弱势群体的救济这一狭窄的层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逐步发展和完善。
综上不难看出，无论是国际条约还是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这也是人权内容逐步扩大的表现，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但是国家成立的初衷和最根本的目的便是通过提供基本义务进而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因此，社会保障权既是宪法权利，更应该是基本权利。（三）社会保障权的宪法地位一些国际性条约和文件如《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都规定了社会保障的权利。但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劳资纠纷、劳动争议案件的日益增多和多样化等，呼唤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层次援助。
2008年被业界称为劳动法年，在这一年，《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颁布实施。而宪法本质上就是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法，因此确立社会保障权是宪法的题中之义。
而我国《宪法》的规定却不明确，仅仅在第四十五条规定了物质帮助权，体现社会保障字样的仅仅是其第二款的规定。社会保障权就体现了这一点，公民在获得国家和社会物质帮助的同时会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不能通过欺骗的手段获得，通过帮助走出困境后应该将这个权利回归社会从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在权利的获得上公民所承担的义务相对较少。
据统计，韩国、泰国、伊朗、巴西、俄罗斯、智利、法国等53个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有社会保障权。【参考文献】[1]孟醒.统筹城乡社会保障[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2]陈良谨.社会保障教程[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3]葛寿昌.社会保障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4]郑秉文，和春雷.社会保障分析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郑贤君.基本权利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7]上官丕亮.论宪法上的社会权[J].江苏社会科学，2010，(2).[8]潘孝珍.关于社会保障权研究的文献综述[J].财经政法资讯，2009(5). 进入专题： 社会保障权 。
